纠偏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需综合治理
2014年02月16日 来源：中国证券报广告部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余永定
国际收支不平衡和经济发展
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既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也涉及贸易政策，既涉及国内制度也涉及国际体系，既涉及政府政策也涉及居民和企业行为。政府政策应该对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国际收支平衡状态做出不同反应。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Crowther从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国际收支格局变化的六个阶段假说。他把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分成六个阶段—年轻债务国、成熟债务国、债务偿还国、年轻债权国、成熟债权国和债权减损国。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一国的贸易项目、投资收益项目、经常项目是有不同组合的。例如，年轻债务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项目、投资收入项目和经常项目都是逆差，而成熟的债务国则应该有贸易项目顺差、投资收益项目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动态同Crowther模型相吻合：无论是“四小龙”还是“四小虎”，在战后起飞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贸易逆差、经常项目逆差。但这种状况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几乎东亚所有国家都从经常项目逆差国变成经常项目顺差国。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在保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还保持资本项目顺差。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是在鼓励出口的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外资的源源流入使这些国家得以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或者说，外资的流入通过某种途径使资本项目顺差国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同它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致的。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同其发展战略已经无法保持一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变经常项目逆差为经常项目顺差，而不是利用外资加速经济增长。它们不仅要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而且要“矫枉过正”，以便积累足够的外汇储备，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如果说Crowther所暗示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维持经常项目逆差）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好”的不平衡，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不平衡就是在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广义国际收支平衡、国内金融和经济稳定而不得不牺牲发展目标来保持的一种“坏”的不平衡。
1998年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穷国）经常项目顺差急剧增加，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急剧增加。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长期向人均收入比它们高出数十倍的国家输出资本（穷人把钱借给富人），是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严重错配。无可争议的是，最严重的资源错配发生在中国：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不仅如此，中国还保持了资本项目顺差。“双顺差”说明，中国不但是净资本输出国（把钱借给富国），而且还以高代价引入外国资金，转手又以低代价把借来的外国资金借回给外国。2000年代中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常项目顺差国和世界最大资本净输出国。2008年，中国资本净输出额占全球资本输出额的四分之一左右，是居第二位的德国的两倍左右。
尽管穷国经常项目顺差、富国经常项目逆差（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这种状况反映了全球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尽管这种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只要“两厢情愿”，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依然可以在某种意义（有资本流入为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上加以维持。对于这种状况，真正的问题不是“不平衡”是否可以维持，而是这种不平衡应该不应该维持。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打破这种已经持续近二十年的“坏”平衡。即便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恢复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国际收支状况，它们至少也应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实现经常项目基本平衡。
国际收支不平衡和经济发展
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既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也涉及贸易政策，既涉及国内制度也涉及国际体系，既涉及政府政策也涉及居民和企业行为。政府政策应该对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国际收支平衡状态做出不同反应。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Crowther从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国际收支格局变化的六个阶段假说。他把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分成六个阶段—年轻债务国、成熟债务国、债务偿还国、年轻债权国、成熟债权国和债权减损国。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一国的贸易项目、投资收益项目、经常项目是有不同组合的。例如，年轻债务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项目、投资收入项目和经常项目都是逆差，而成熟的债务国则应该有贸易项目顺差、投资收益项目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动态同Crowther模型相吻合：无论是“四小龙”还是“四小虎”，在战后起飞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贸易逆差、经常项目逆差。但这种状况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几乎东亚所有国家都从经常项目逆差国变成经常项目顺差国。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在保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还保持资本项目顺差。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是在鼓励出口的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外资的源源流入使这些国家得以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或者说，外资的流入通过某种途径使资本项目顺差国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同它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致的。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同其发展战略已经无法保持一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变经常项目逆差为经常项目顺差，而不是利用外资加速经济增长。它们不仅要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而且要“矫枉过正”，以便积累足够的外汇储备，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如果说Crowther所暗示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维持经常项目逆差）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好”的不平衡，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不平衡就是在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广义国际收支平衡、国内金融和经济稳定而不得不牺牲发展目标来保持的一种“坏”的不平衡。
1998年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穷国）经常项目顺差急剧增加，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急剧增加。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长期向人均收入比它们高出数十倍的国家输出资本（穷人把钱借给富人），是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严重错配。无可争议的是，最严重的资源错配发生在中国：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不仅如此，中国还保持了资本项目顺差。“双顺差”说明，中国不但是净资本输出国（把钱借给富国），而且还以高代价引入外国资金，转手又以低代价把借来的外国资金借回给外国。2000年代中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常项目顺差国和世界最大资本净输出国。2008年，中国资本净输出额占全球资本输出额的四分之一左右，是居第二位的德国的两倍左右。
尽管穷国经常项目顺差、富国经常项目逆差（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这种状况反映了全球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尽管这种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只要“两厢情愿”，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依然可以在某种意义（有资本流入为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上加以维持。对于这种状况，真正的问题不是“不平衡”是否可以维持，而是这种不平衡应该不应该维持。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打破这种已经持续近二十年的“坏”平衡。即便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恢复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国际收支状况，它们至少也应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实现经常项目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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